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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錯案防范的若干思考 ------以審判為視角
作者: 周飛編輯:肖夢茹發布時間:2016-11-29

    一、刑事錯案的界定和特征

    目前,司法實踐和理論對刑事錯案的界定沒有達成一致的認定標準,導致這一概念被濫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就如何開展刑事錯案的預防與糾正進行研究和探討。因此,在以審判為視角構建刑事錯案的預防與糾正機制之前,有必要就刑事錯案的認定標準進行界定。

    (一)刑事錯案的界定

    目前,學界關于刑事錯案認定標準的觀點主要有:(1)客觀標準說,認為刑事錯案是司法機關違反法定職權,在案件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確有錯誤的情形,該說認為刑事錯案的認定關鍵在于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是否存在錯誤,是否與客觀事實不符;(2)主觀標準說,認為刑事錯案是司法機關工作人員故意或者過失違反法律規定辦理案件,其后被依法糾正的情形,此觀點強調,判斷是否構成刑事錯案的關鍵在于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3)主客觀相統一說,認為對刑事錯案的認定應當堅持主客觀相統一,主觀上要求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存在故意或者過失,客觀上要求存在事實認定或者法律適用錯誤,并且侵犯了法律所保護的權益。刑事錯案的認定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會得出不同的觀點,標準也會各有側重。以上客觀說主要是從錯案糾正的角度界定刑事錯案,主觀說是從錯案追究的角度進行界定,主客觀相統一說相對而言是從錯案賠償的角度加以闡述的。從刑事錯案的發生是違反實體法還是程序法的角度觀察,界定標準又不一致。實際上,對刑事錯案進行全面統一的認定是比較困難的。相較錯案追究和錯案賠償而言,錯案糾正是研究刑事錯案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因此本文僅從錯案糾正的角度界定刑事錯案。

    另外,刑事錯案一般是針對生效裁判而言的,如果一個判決未生效,認定該案為時尚早,有的案件在偵查環節發生了錯誤,可能在案件審判環節即被糾正。這種情形本文不將其納入刑事錯案范圍。同時鑒于刑事錯案概念涵蓋的范圍過于寬泛,本文將刑事錯案的研究范圍限定在經過法庭審理,裁判發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因此,本文對刑事錯案的定義為:經過法庭審理并作出生效裁判后,發現對刑事案件的事實認定錯誤,影響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或者適用法律錯誤的案件。

    (二)刑事錯案的特征

    以上概念是從宏觀角度界定刑事錯案與其他案件的區別,從微觀層面觀察刑事錯案的特征有利于進一步認清刑事錯案的實質,并對審判階段對刑事錯案進行預防和糾正起到基礎性作用。

    1、刑事錯案是指案件認定的事實或適用法律錯誤。具體來說,事實認定環節的刑事錯案主要系證據的收集和采信發生錯誤,影響了對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如對非法獲取的證據應予排除而未排除,導致錯案發生。法律適用錯誤則包括實體法適用錯誤和程序法適用錯誤。實體法適用錯誤是較為嚴重的刑事錯案,主要表現在因對刑事實體法適用錯誤導致對案件的定性錯誤,即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發生錯誤,此外還包括量刑的錯誤和適用刑罰的錯誤。程序法適用錯誤同樣可能產生刑事錯案,如剝奪當事人法律賦予的權利(辯護權、最后陳述權),違反程序法律制度基本原則(回避原則、審判公開原則)導致刑事錯案發生。當然,當程序性錯誤并不存在導致實體錯誤的危險和結果時,可以通過其他途徑進行救濟,并不必然導致再審程序的啟動。

    2、刑事錯案是對法律真實的偏離。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認定案件的依據應是法律真實,而非客觀真實。所謂法律真實是指,法官嚴格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運用證據、邏輯推理和經驗法則,對案件事實的認定達到了法律所規定的視為真實的標準??陀^真實是指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完全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和客觀事實的本來面目??陀^真實是訴訟證明活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法律真實是訴訟證明活動的證明要求。但客觀真實有著其本身的局限性,要求法官對每一個案件事實的認定,都與事實的本來面目相一致,實踐中是難以做到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作為刑事錯案評價標準的應當是法律真實,而不是客觀真實。

    二、刑事錯案的成因分析

    刑事錯案的發生一般是由多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個刑事錯案的背后往往具有一個隱蔽而復雜的原因系統。一個國家、一個法律體系刑事錯案的形成原因與該國家、該法律體系刑事司法理念和該制度所具有的特征是分不開的,正如“英美法系國家刑事錯案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不可靠的證人證言、錯誤辨認、不實口供以及告密者與共犯的偽證、控方不當行為、辯護律師失職和法庭科學證據錯誤等。”我國刑事錯案的形成也有著其特有的原因。對刑事錯案的形成原因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是構建刑事錯案預防機制的必經之路,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刑事錯案的形成原因進行分析:

    (一)傳統司法理念的影響

    “傳統”本身是一個中性詞,“傳統”一詞的出現絕不代表非利即弊。但傳統所形成的文化和觀念是有價值主張的,并且這種傳統文化、傳統觀念會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影響著制度的構建,影響著體系的運行。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法律文化正是通對觀念(司法理念)的影響,影響著中國法治化的軌跡和進程。

    在中國古代的權力架構中,司法與行政是不分的,司法權更多的是行政權的一項權能,司法權配置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證行政權的有效實施。這種行政權對司法權的滲透,或者說司法權作為行政權的附庸,便順其自然的造就了職權主義的刑事訴訟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雖然吸收了對抗模式的一些內容,但這并沒有改變職權主義的基調。”職權主義模式的訴訟制度背后所體現的價值追求是對所謂國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多數人利益重視,而對個體利益的輕視。職權主義模式的功能設計初衷是打擊犯罪,而對保護人權則考慮不多。職權主義模式可以說是傳統司法理念在現實社會的投影,生動而鮮活的反映著傳統法律文化、傳統司法理念對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這種司法理念的影響下,刑事法官便具有“與生俱來”追究犯罪的沖動,無罪推定便很難貫徹,遑論絕對的司法中立。過分的追求打擊犯罪就容易導致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制觀念,不講規則性和程序性,甚至認為對程序正當的追求是發現客觀真實的障礙。傳統司法理念中與民主、法治不相契合的因素就像一個“魔鬼”,會時不時的跳出來,而重實體輕程序和否認無罪推定便是“魔鬼”對刑事錯案的兩只推手。

    (二)司法體制不健全

    1、訴訟階段論和偵查中心主義的影響。“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是刑事訴訟法對“三機關”關系的高度概括,而整個刑事訴訟制度的系統構建則側重于分工、配合,忽視彼此制約,實踐中則演變為“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在這種系統構建下的刑事司法進程被看作是向前運動、逐步發展、循序進行的彼此連接而又相對獨立的運動過程,有人用“一個車間,三道工序”來形容這種接力關系。學者將這種刑事訴訟總體結構稱為“訴訟階段論”,作為“審判中心論” 的對應概念,世界主要民主、法治國家都是以審判為中心來建構自己的刑事訴訟制度。訴訟階段建構模式有著明顯的內在缺陷,該模式形成的“司法一體化”違背了訴訟職能區分的基本原理和程序正義的基本理念,損害了審判的中立性,使法庭審判具有強烈的治罪色彩。該模式下的一系列訴訟制度,保留了法官對案件先入為主的預斷,卻排除了審判程序對偵查權和檢察權的司法審查,導致法庭證據調查和辯論程序的虛置,最終致使庭審流于形式。這種模式下的刑事訴訟總體結構走到了“審判中心主義”的反面,即“偵查中心主義”。 “偵查中心主義”的刑事司法模式缺乏對偵查權的有效制約,造成公安機關偵查權力過大,如此超期羈押、刑訊逼供就不能避免。再加上“偵查中心主義”強調刑事訴訟的重心在偵查階段,并對偵查終結的標準提出了同于審查起訴和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導致法庭審判淪為對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和公安機關偵查結果的檢驗而已,最終致使程序正義理念和訴訟職能區分原理賦予法庭審理的職能被弱化。

    2、審判獨立受到干擾。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的司法原則,但在司法實踐中,審判獨立受到不同程度的內外部干擾。影響審判獨立的結構性力量很多,當前主要有以下方面:當事人及其親屬、媒體等社會力量出于不同的利益考慮,通過不同的途徑和方法,向人民法院施加壓力,而法院出于追求案件社會效果的目的考慮,或多或少的會對這種力量有所屈從;我國特有的政法體制架構下,法院的人事和財政有地方黨委和政府掌控,出于地方社會穩定的考慮,地方黨委、政府對個別敏感刑事案件的干預在實踐中并不罕見,如此人民法院的審判獨立就會大打折扣;外部對審判獨立的不當干擾固然不容忽視,人民法院內部與審判權運行規律不相符的習慣做法亦需革除,主要體現在人民法院內部行政化色彩濃厚,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范圍過于寬泛,導致審判分離現象盛行,難以貫徹直接言辭原則,違背司法的親歷性原則。

    (三)辯護律師辯護職能弱化。

    通說認為,我國的訴訟模式屬于犯罪控制模式,這種模式本身就和辯護權產生沖突,加上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晚、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權受到嚴重限制、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得不到重視等諸多問題存在,導致控、辯、審正三角關系被嚴重扭曲,律師的辯護權不能對刑事錯案的發生形成有效制約。

    三、刑事錯案的預防

    刑事錯案的發生損害了司法的權威與公信,侵害了當事人的自由、生命和財產,給社會公眾、法學理論和實務界麻痹的神經帶來了強烈的刺激,但同時為學界診斷司法沉疴,滌除司法弊病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和鮮活的案例,也為我國將司法體制改制推向縱深提供了契機和經驗教訓。

刑事錯案的發生,提醒我們“重實體輕程序”的痼疾遠未根除,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刑事證明標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沉默權等訴訟制度和理念的深刻反思。也促使我們開始從多個角度思考和討論如何構建刑事錯案的預防機制,以期達到治標治本的目的。

    (一)轉變司法理念

    1、堅持程序與實體并重

    長期以來,我們將《刑法》的目的定位為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給人形成的錯覺是懲罰犯罪在前,保護人民在后,至少懲罰犯罪和保護人民同等重要。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窮盡一切手段查清案件事實,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成為開展刑事司法活動的唯一動因。如此,“重實體輕程序”的刑事司法習慣的正當性便顯得順利成章了。案件的審理應盡可能還原事實,案件的裁判亦應當以實體真實為基礎,但追求案件實體真實的查明與堅持程序正義并不矛盾,兩者更非非此即彼的關系。相反,依法定程序收集和獲取證據,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毫無遺漏的開展好庭審的每一個環節,確保程序正義,更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也即,程序本身的穩定性、形式性和剛性能夠最大限度的將案件事實的復雜性、可塑性和法律適用的或然性限定在合理、可預期的范圍內。不能否認的是,即便程序再公正,也難以滿足客觀真實、絕對正義的要求,事實上也并不存在絕對的正義。但是“公正的程序本身卻具有吸納社會不滿和正統性的再生產功能,從而使實體公正的不確定性因為程序公正的確定性而得以縮減、吸收乃至化解,相反,不公正的程序不僅不能產生實體公正,反而可能會嚴重侵犯公民人權,導致冤假錯案發生,激化、加劇社會原有不滿”。

    目前,理論界關于司法活動,尤其是刑事司法活動應堅持實體和程序并重的理念已達成高度共識,至少從公開發表的文章是這樣。均認為,絕不能為了達到客觀真實而犧牲程序正義,實體公正和判決結果的可接受性的基礎是程序公正。在刑事錯案不斷被輿論爆出,理論界開始對刑事錯案的成因進行剖析,實務界也開始逐漸接受這一理念。但不能忽視的是,即便我們從制度設計上作出了很多努力,重實體輕程序的司法“習慣”在實踐中依然影響著刑事案件的辦理,從理念上進行糾偏,堅持程序與實體并重,預防刑事錯案的發生,任重道遠。

    2、嚴格貫徹無罪推定原則

    1948年12月10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確認了無罪推定原則,首次為在世界范圍內貫徹無罪推定原則提供了依據。通說認為,無罪推定原則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刑事訴訟法第15條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精神實質,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50條和第195條第3項分別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兩個派生規則,即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原則和疑罪從無原則;二是被指控人的稱謂改變,區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三是在證明責任方面,除法定情形外(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責任。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將無罪推定原則作為基本原則加以明確規定,反映了一種對無罪推定原則若即若離的含糊態度。

    “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內容是要求起訴方對被告人涉嫌的罪名用確實充分的證據加以證明,即可確認并判決有罪;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就應當認定被告人無罪。”筆者認為,無罪推定原則首先應該是一種思維,也即在意識中不能具有有罪的假設,而應該以當事人無罪為假設再進行常識、邏輯以及事實依據上的推導、演繹和解釋。這種思維應該是刑事司法者,尤其是裁判者面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所應該具備的先入為主的思維或者第一思維;其次無罪推定原則要求語言上(法律條文)的明確表述,即要求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是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只有如此,才能在司法實踐中逐步改變“有罪推定”的偏見,面臨多重價值考量和選擇時,大膽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堅持疑罪從無;最后無罪推定原則要求承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沉默權是無罪推定原則的應有之意,沉默權難以保障,就難以從真正意義上貫徹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原則。

    (二)健全司法體制

    1、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

    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是近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中普遍認同的一項原則,是司法最終解決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兩大法系的刑事司法程序雖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圍繞審判中心主義進行展開的。通說認為,審判中心主義對刑事司法程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對偵查程序的影響。審判中心主義強調,除緊急情況外,偵查機關動用強制手段或采取強制措施,原則上必須經過法官批準;二是在公訴階段,審判中心主義設置了法官或法院對公訴決定的審查程序;三是在證據規則方面,審判中心主義強調絕對的無罪推定原則,同時一系列擔保審判公正的原則如不告不理原則、辯護原則、直接言辭原則、集中審理原則得到普遍貫徹。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不僅能夠突出審判活動的中心地位,還能通過審判權對偵查權和起訴權形成有效制約,防止刑事錯案發生。但在現有條件下,完全仿照審判中心主義對我國刑事司法架構進行顛覆式的推倒重來也不現實。但在借鑒的基礎上,更加突出審判的中心地位,對我國刑事司法程序進行完善確有必要。如可以建立刑事訴訟審前程序,由法院對公訴決定進行審查,對提起公訴但不符合進入實體審理條件的案件依法可以駁回起訴,已經實體審理的案件,公訴機關不得要求補充偵查;公訴程序中由主要證據移送向起訴狀一本主義過渡;在證據規則方面,嚴格限制傳聞證據的能力,賦予被告人與控方證人當庭質證的權利等。

    2、確保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

    司法獨立是民主法治國家一切訴訟制度設計的重要原則和目的,對于確保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防止錯案發生有著重要意義。我國學者對于司法獨立的重要意義有著精到的解讀:“司法獨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首要保障;司法獨立是樹立司法權威的必要條件;司法獨立是法官職業化的應有之意。”司法獨立要求排除影響獨立審判的非法律因素。當前,要排除法外因素對獨立審判的干擾,需要處理好幾個關系:

    一是法院與媒體的關系,也即法與情的關系。“法不外乎人情”,我國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重視民意的傳統和理念,在案件審理和裁判過程中會自覺不自覺的考慮案件裁判可能的社會預期。但“民意”本身是一把“雙刃劍”,有的時候甚至缺乏理性,加之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無疑給審判獨立造成了不小的壓力。另外,作為輿論壓力一部分的當事人及其親屬的上訪加劇了這種壓力。實際上,如何處理司法與媒體的關系早就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難題。對此,法院一方面要努力排除干擾,堅持刑事案件證據規則和證明標準來認定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另一方面應將刑事司法公開向縱深推進,加強對案件信息的披露,正確引導媒體、公眾對案件作出理性評價。同時,還應依法處理實踐中存在的纏訪、鬧訪等非法訪行為,抵制不良民意的錯誤影響。

    二是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的關系,也即審與判的關系。根據法律規定,“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可由本院院長提請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因“重大、疑難、復雜”難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標準,實踐中,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提請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占到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相當比例。審判委員會制度的產生有著其特有的功能設計,但不能否認的是其所造成的審與判的分離使得其越來越不適應審判工作的實際需要。時下進行的審判權運行機制改革以及個別地方法院開展的“庭審親歷”活動,即是對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完善,也是對解決審判分離的有益探索。改革審委會制度,首先應當限制審委會討論案件的范圍,職能應當定位為審判經驗的總結和運用,討論案件應只限于案件性質的認定和法律適用,而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應當有合議庭負責。其次是改革審委會委員的選拔機制,逐步剔除其行政化色彩,讓具有審判理論水平和實踐經驗的人進入審判委員會。最后是嘗試建立審委會委員錯案責任追究機制,真正把“有權有責”的制度設計理念貫徹到審判委員會制度中去,真正實現讓裁判者負責。

    三是法院與黨政機關的關系,也即審判獨立和黨的領導之間的關系。堅持黨的領導是司法機關在我國特有的政治體制架構下堅持審判獨立所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 。司法實踐過程中,地方黨委在人民法院工作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領導角色,這種角色甚至滲透到法院的日常管理中。“作為各級黨委加強政法工作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參謀和助手,政法委的重要職責就是支持和督促政法各部門依法行使職權,協調政法各部門的關系。”“協調關系”在重大疑難刑事案件的辦理過程中順其自然的變成“公、檢、法三機關聯合辦案”。如此處理刑事案件其積極一面是辦案效率大大提升,司法機關之間在政法委的協調下積極配合,能夠迅速對案件進行和定性和裁判。但是,效率提升同時犧牲的卻是實質正義和程序的正當。湖北佘祥林案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和定位法院與黨政機關的關系,審判獨立和黨的領導之間的關系。法院工作應當堅持黨的領導,但應當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而不是業務領導。應當是宏觀領導而不是具體個案的插手、干預和協調,特別是涉及案件事實認定和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問題,應該有法院獨立決定。即使是協調也應該是保證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為目的的保障性協調。

    (三)加強有效辯護。

    辯護制度是世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防止刑事錯案的發生有著重要的功能價值。新《刑事訴訟法》對辯護制度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對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加強有效辯護,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但是由于理念的偏差,以及在偏差理念的指引下的制度構建尚未形成控辯平等的局面,因此也就難以通過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對刑事錯案的發生形成有效制約。因此,賦予辯護律師更加充分的權利,保障控辯平等具有重要意義。

    1、賦予律師偵查階段詢問時的在場權。分析近幾年發生的幾起刑事錯案,對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多數發生在偵查階段,刑事錯案的成因多數也源于偵查階段,這跟律師在偵查階段的權利不能充分行使不無關系。因此保障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的訴訟權利,賦予律師偵查階段的直接參與權就顯得尤為重要。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只是規定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請律師獲得幫助的權利,而這是遠遠不夠的。英美法系從保障犯罪嫌疑人訴訟權利的角度賦予律師偵查階段詢問時的在場權,值得借鑒。律師在場可以對偵查機關的活動形成有效制約,防止刑訊逼供的發生,進而從源頭預防刑事錯案的發生。

    2、擴大律師的調查取證權。調查取證權是律師辯護權的一項重要權能。新《刑事訴訟法》賦予了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同時,對其行使進行了限制,規定律師行使調查取證權需要取得有關單位或個人的同意,向控方證人調取證據還要經過檢察機關或人民法院許可,有關單位或個人的不配合就會從實質上架空法律賦予的這項權利。因此,擴大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可以在現有的“三機關”配合有余,制約不足的情況下,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實,制約司法機關可能的恣意行為。

    3、建立完善的聽取辯護律師意見制度。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第190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應當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應當聽取”并不能反映立法要求對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給予必要的反應以及是否采納進行說理。司法實踐中存在律師自說自話的現象,其代理意見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盡管我國一些地區的審判機關已經要求法官對律師的辯護意見以及采納情況記錄在裁判文書之中,但是在實踐中往往并未得到貫徹執行。雖然近幾年以上情況得到好轉,但總體上裁判文書針對律師的辯護意見的采納情況說理性仍然不足。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聽取辯護律師意見制度,在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要求,裁判文書應對律師的辯護意見作出回應,闡述采納與否的理由,以保障律師辯護意見的充分吸收。

    結語:刑事錯案的預防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司法理念的轉變,需要一系列訴訟制度的系統跟進,包括“三機關”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職能定位、司法職權的配置、完善證據規則、律師職業保障等。路漫漫其修遠兮。刑事錯案預防機制的構建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刑事錯案的發生如同一條冰冷的皮鞭生疼的抽打在從事司法理論研究和實踐的人身上,觸碰著社會的敏感神經,挑戰著司法的權威。因此,加快構建刑事錯案預防機制意義重大且勢在必行。本文僅以審判為視角對刑事錯案的預防展開思考,提出幾點粗淺的建議,就教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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