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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家事審判特別程序之構建 ——以離婚案件為切入點
作者: 周正春編輯:肖夢茹發布時間:2017-02-07

    [內容提要]離婚等家事案件是種以身份關系為核心的特殊民事糾紛,通常發生在具有家庭身份關系的親人之間,其中又以離婚案件最為常見?;橐黾彝シ⒎ㄗ谥际蔷S護家庭關系的相對穩定,但目前來看,在程序法上卻適用普通民事訴訟的抗辯原則審判程序,這種特殊性案件與普通民事糾紛程序適用上無區分導致了一系列問題與予盾。文章以案件為切入點,分析了離婚等家事糾紛的基本特點以及構建家事審判特別程序的三大基礎,即國外經驗、立法基礎、司法現狀,提出了在我國構建家事審判特別程序必須選擇較好的立法模式、確立符合家事案件特征的審理原則、設立家事法庭及配備專業的人員對家事糾紛進行有序高效的處理。

    關鍵詞:家事案件    審理程序    家事法庭

 

    一、問題的提出

    [案例一]女青年王甲與男青年李乙于2004年登記結婚,2006年生育一子李丙,現已經上小學四年級,由于李乙沒有家庭責任感,在孩子三周歲時即離家打工,王甲及其家人四處尋找均不知李乙的下落,王甲一人在超市打工的收入遠不能滿足她與兒子的支出,于是王甲向法院起訴,要求李乙給付子女撫養費,本案中究竟是王甲是適格的原告還是李丙適格的原告,在立案時有不同的觀點,各地法院在實踐的做法也不統一。

    [案例二]盛男與江女2004年經政府登記結婚,婚后一直未生育子女,2006年年初,在朋友的介紹下,兩人抱養了一小女孩,未到民政部門辦理收養手續,2012年4月,因雙方性格不合江女向法院提起了離婚訴訟,要求與盛男離婚。案件審理中,雙方對離婚問題沒有爭議,但對抱養的孩子的撫養問題二人兩分歧較大,雙方均表示自己要監護并撫養孩子,對本案中的非婚生子女沒有合法的收養手續,究竟有沒有形成法律上的擬制血親關系無法判定,法官判決本案子女撫養問題遭遇了司法難題。

    [案例三]左某與陳某系2003年12月經政府登記結婚,婚后二人均在江蘇某工地打工,后作為丈夫的陳某在發展成為了做建筑的小老板,從此后,陳某很少回家,因此引起左某的不滿,2016年5月左某向法院起訴離婚。但在離婚訴訟請求中,只提出離婚對其他問題沒有提出請求,審理中,承辦法官查明了雙方有房屋等共同財產,對共同財產能否一起處理形成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離婚案件與一般民事案件一樣,當事人“訴什么”,法院就應該“審什么、判什么”,也應當貫徹“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應超越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進行處理,另一種觀點認為離婚案件有別于一般的民事訴訟,身份關系確立與解除與財產關系、子女撫養等是相生相伴的,應當就財產問題和子女問題進行“一攬子”處理,以減少當事人的訟累,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從以上三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就離婚等家事案件而言,審理程序嚴重缺失,導致實踐中諸多問題找不到法律依據,沒有可適用的裁判規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律體系完善以及法學理論研究過程中重實體輕程序現象突出,尤其在程序法的研究領域,在程序法的研究中,又重視普通程序法而輕特殊程序法的研究。而家事審判程序方面的研究的缺失不能不說也有上述原因的存在。

    離婚等家事訴訟不但具有普通民事訴訟的特點,更具有其自身的特性。普通民事訴訟程序是在近代資本主義思想的浪潮中產生的,它是以解決民事糾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它是基于私法自治的原則,主要關乎案件當事人間的利益,與案外第三人的關系不大或者根本沒有關系,一般也不會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這種程序價值觀沿革至今則表現為當事人主義的程序法理。在這種訴訟模式中,法官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訴訟過程由當事人主導,法官的職責就是不偏不倚的居中裁判,把持了程序正義就被認為整個程序都是公正的。家事糾紛通常發生在具有家庭身份關系的親人之間,他們一般具有婚姻、血緣等情感聯系。他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非常復雜,其中多少還會摻雜一些主觀的感情因素。作為旁觀者的法官很難僅僅依據法律規定簡單作出誰是誰非的判斷。法官如果依靠審判權這一公權力的權威性作出與普通民事案件性質相同的判決,沒有顧及倫理及情感因素,恐怕是不夠的。離婚等家事訴訟中既可能是非利益沖突與利益沖突的交錯,也可能是公利益與私人利益的重疊,離婚等家事案件的處理中還常常出現訴訟法理與非訴訟法理的交錯運用。就離婚案件而言,此類案件審判程序應當更多體現對即將破裂家庭的修復功能,就不能適用民事訴訟法的對抗式的審判方式,因此,離婚等家事案件有必要為其量身定做一套專門的審判程序來滿足司法實踐的客觀需要。本文擬以離婚案件為研究對象,對家事審判的特別程序的構建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二、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基本特點

    ㈠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筆者所在的某基層法院每年受理的離婚案件在1500余件,由于該縣是農業大縣,外出務人員較多,農村的離婚率逐年攀升,由此表現出在民事糾紛中,婚姻家庭類案件所有的比例較大。這些案件與普通的(一般的)民事糾紛相比較而言,普通的民事糾紛往往僅涉及訴訟主體雙方,影響較小,而離婚等家事案件不僅僅涉及夫妻雙方的身份關系,而且還會涉及雙方的財產關系、父母的贍養和子女的撫養等問題,其牽連關系較一般的民事案件范圍要廣,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㈡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具有復雜性。日本學者我妻榮曾說過“家事糾紛同時具有財產關系的合理性和身份關系的非合理性”雙重特征。從家事案件的訴訟請求來看,包括身份關系的確認與解除、家庭財產分割、給付撫養費等金錢上的要求,但是這些請求的發生卻是來源于家庭成員間的感情上的、家庭關系方面的復雜糾葛,蘊含著非合理性要素。要想解決好家事糾紛,首先要弄清潛藏在表面糾紛背后更加深層次的原因。這就要求應該設置不同于普通民事訴訟程序的特別程序從人倫和道德的角度來進入案件的中心,認真探尋家事糾紛的實質原因,從而得到最客觀的結論,妥善解決糾紛。

    ㈢表現出相對的特殊性。離婚等家事案件相對于普通的民事案件而言還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一是離婚等家事案件核心是解決身份關系,身份關系的變動常常會導致整個家庭乃至社會上一定范圍權利義務關系的變化,如案件一中如果讓李丙作為原告參加訴訟,王甲與李監護權與監護資格均存在,如果讓王甲作為原告,那么實際上確認了王甲是李丙的監護人,一定意義上削弱或者剝奪了李乙的監護權,這與民法上的監護人制度存在沖突。同時,如果判決李乙給付撫養費,那么引起了李乙財產關系的變動。因此,考量身份關系同時,要與社會利益一起權衡得失;二是離婚等家事案件的身份關系往往與財產關系不可分離,兩者相伴而生,如案例三中左某雖然沒有提到財產侵害問題,但并不能就此讓當事人再行提起訴訟。三是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司法的價值取向有特殊性,法官對此類案件的司法立場并非中立,法庭往往以修復感情,消除對立,實現和解為目標,最大限度抑制家庭解體,對離婚自由原則應持慎重和保守適用態度。

    ㈣具有較強的社會性。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審判的價值取向側重于它的社會性,家庭是社會最小的細胞,構成社會的基礎,家庭和睦即構成社會和諧的基礎,沒有家庭的和諧就沒有社會穩定的基石。離婚等家事案件審理的首要功能是恢復家庭和睦。我國自古就有勸和不勸離的傳統,“寧拆十座廟,不破一樁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婚姻關系一旦成立,法律就應當給予干預,法律為婚姻關系當事人規定各種各樣的義務和責任,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制度,因為,沒有家庭,文明就不會產生,社會就不會進步。”我們知道,每個人都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每個人不僅是各自家庭中的成員,同時也在社會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任何人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千萬個家庭組成了社會的大家庭,每個家庭的穩定是整個社會正常運行的基石。因此,如果存在大量的家庭糾紛,并且得不到及時妥善的解決,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安定。正因為如此,有針對性的設置專門的家事審判程序,不僅能有效地對案件的是非進行裁決,更為重要的是可以運用各種非司法手段、人性化地幫助當事人處理好后續的家庭關系。

    ㈤體現對實質正義的追求。普通民事訴訟程序以正義為首要的價值追求,而家事審判程序著力追求實質正義。所謂實質正義就是運用家事審判程序處理家事案件時,法官及相關人員應該深入到當事人當中,努力尋找事件的真正起因,糾紛的核心所在,進而發現案件的客觀事實,最后作出合法而又合理妥當的裁判。為何要追求實質正義,究其原因,首先,家庭關系是社會關系的基礎,家事審判程序的結果不僅會影響當事人的權益,還關乎著社會秩序的安定。一旦出現問題,其負面影響要比因普通程序裁判不當而導致的結果嚴重得多。其次,與其他爭議相比較,家事糾紛不是簡單的僅僅靠是與非、黑與白就可以說清的單一事件,而是融合了很多非法律的感性、人倫道德的因素的多層次的復雜事件。因此家事審判程序必須追求實質正義。 

    三、構建家事審判特別程序的現實基礎

    ㈠國外經驗值得借鑒。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婚姻等家事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已經具有高度的國際一體化趨勢。整來說,國外關于離婚等家事審判程序的規定大致分為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及及美國、英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兩類。

    1.大陸法系國家家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德國是最早確立人事訴訟程序的國家,德國現行法中的人事訴訟程序的范圍主要包括婚姻事件、其他家庭案件及同居案件。其中,婚姻事件包括離婚及其后果事件、婚姻撤銷事件、確認婚姻是否存在的案件,這些案件具有一定的訴爭性,適用于婚姻案件訴訟程序其他家庭事件包括家事訴訟案件和家事非訴案件。前者又包括撫養案件、財產權事件、親子關系事件等。后者則是有關子女監護權、探視權、撫養費、扶養費、婚姻住所等案件。德國沒有獨立的家事法院,但設有專門的家事法庭,包括地方和地區家事法庭、州高等法院家事法庭和聯邦最高法院家事法庭三級。分別審理一審婚姻等家事案件、上訴案件及上告和抗告案件。以后的法國、韓國、日本也確立了人事訴訟程序及家事審判法律制度,法國沒有專門的程序法,但在民法典和民事訴訟中對家事審判作了詳細的規定,韓國和日本則有專門的《人事訴訟程序法》,韓國甚至有專門的《家事審判法》以及后來合二為一的《家事訴訟法》。

    2.英美法系國家家事審判程序的規定。在美國由于它的司法體制原因,未制定一部全國統一的家庭法典,每個州在各自憲法的指導下獨立制定自己單獨的家庭法。但盡管美國也沒有專門的家事審判程序立法,可是家庭法院在審理與身份關系有關的家事案件時大都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了靈活機動的做法。此類案件遵循與普通案件不同的理念,強調法官的依職權干涉、追求個案的正義、致力于修復家庭關系而不是單純的解決糾紛。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可以依職權搜集證據材料,根據實際需要可以聘請專家對當事人的身心健康狀況作鑒定。

    英國沒有家事訴訟或人事訴訟這種專門的概念。關于家事訴訟的案件主要是關于離婚或與離婚相關的家庭案件?;橐鰹楹诵?具體包括離婚、婚姻無效、別居、扶養、同居之請求等事項。英國沒有專門的家事法院。家事案件由高等法院的家庭法庭、郡法院或者地方法院家庭訴訟法庭管轄。除此之外,英國的治安法院可以采取簡易程序審理簡單的家事糾紛。“治安法院以較高等法院簡易之技術與形式負責解決家庭紛爭,可謂大眾化家事裁判所。”

    ㈡立法現狀提供基礎。我國在1982年頒布了試行的《民事訴訟法》,1991年頒布了正式的《民事訴訟法》,而在1950年便制定了《婚姻法》。不可否認的是,婚姻家庭制度比民事訴訟制度確立早,婚姻家庭案件審理的相關規定對民事訴訟程序的制定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也導致在我國沒有將專門的家事訴訟制度與普通民事訴訟區別開來。隨著我國法律制度的不斷健全和完善,近些年來,我國也陸陸續續制定了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法規,如《繼承法》、《收養法》、《未成年子女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來保障家庭的和諧穩定。同時,立法者也注意到家事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煙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解釋二》)、《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煙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以下簡稱《解釋三》)等對涉及家事訴訟問題做出了一些特別的規定。例如《解釋一》第九條規定、《解釋二》第一條第一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八條的規定。從上述所列舉的法律或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的《婚姻法》、《民事訴訟法》以及這些法律的有關司法解釋,均已注意到了家事訴訟的特殊性,這為我國設立家事審判程序奠定了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規定較為分散和零星,無法使人獲得系統、詳盡的規范來指導婚姻家庭當事人行為以及法官裁判行為。因此,我國需要構建比較完善的家事審判制度,以彌補相關法律規定的不足,全面區別家事訴訟與普通訴訟的關系。

    ㈢司法實踐呼喚專門程序。首先,案件數量及審理難度增加。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權利意識的逐步提高,我國家事領域的案件數量不斷增長。而且新類型的家事案件顯著增多,案件的復雜程度也在明顯增大,這些案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譬如,離婚案件不限于當事人僅要求解除身份關系,表與此相關聯的有對大額共有財產的分割、因重婚或“包二奶”、“養小三”引發的離婚損害賠償、對婚生子女否認要求進行親子鑒定等復雜情形不斷出現,由于囿于法律的相關規定,法官在解決家事案件的過程中不能很好地實現家事案件審判的社會功能。其次,審限制度束縛了法官手腳。由于我國《民事訴訟法》有審理期限制度的限制,導致我國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審理追求審理期限而也了“快餐”, 審理中忽視離婚等家事案件的情感色彩和人倫特點,法官為了“快審快結”,像普通的民事案件一樣按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予以審理。由于家事案件由于涉及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具有感情性和倫理色彩,需要法官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心血才能查清案件事實。但在實踐中,迫于審限的壓力,大多數法官在處理離婚等家事案件的方法上,往往短期化、簡單化、程序化。再次,對抗式的辯論主義不適于家事糾紛案件的審理。多年來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基本目標是從職權主義審判方式向對抗式的辯論主義審判方式轉變,對普通的民事案件而言,這對充分保障當事人訴權等方面有很大好處,但對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審判帶來極大的不利。家事案件卻需要進一步加強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兩者的發展方向正好相反。鑒于我國現行家事審判程序的缺乏,導致法官在審理家事案件時,只能適用對抗式的辯論主義對案件進行審理,家事案件中的人倫親情被抹殺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谶@一現實,我國應當建立與家事案件相適應的審判程序。 

    四、建立離婚等家事案件相契合的審判程序的構想

    ㈠選擇符合國情的立法模式

    從以上分析可知,世界各國對離婚等家事案件的立法模式有三種,一是單獨制定家事審判程序單行立法,如日本、韓國;二是在民事訴訟法中專門開設一編,對家事審判程序的內容加以規定,典型代表是德國;三是松散式立法,既沒有單獨的家事審判程序立法,在民事訴訟法中也沒有專編規定家事審判程序,大多英美法系的國家都屬于此類。

    我國究竟采取什么樣的立法模式,有學者主張可在民事訴訟法中增設人事訴訟一章專門規定婚姻、收養、親子等家事案件的相關內容,這種方式只將婚姻家庭案件中的與身份關系有關的訴訟案件納入家事審判中,而并未包含家事非訟案件。筆者認為,結合我國人口、民族眾多,各地區、各民族的風俗習慣不一樣特點,在我國應獨立制定家事審判程序法,這一程序法包含家事訴訟與非訟案件的程序,同時全面確立家事審判基本原則,家事事件具體的裁判規則和全面調解相關程序。

    ㈡確立符合家事特征的審理原則

    1.適用職權主義審理方式。職權主義審理方式的意義在于法院在審理離婚等家事案件的中,依據當事人的申請可以調查收集證據,也可以根據案情的需要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可以超越當事人的請求范圍認定當事人并未提出的事實,處理當事人與婚姻關系相關聯的共同財產的分割、未成年子女的撫養等;如上述案例三中,當事人只提出了離婚請求,但法院可以就雙方共同所有的房屋在判決或調解離婚時一并處理;如在判決離婚的案件中,法院可以從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角度出發,決定其監護人,如前述案例一中,王甲實際撫養李丙,法院可以決定王甲為李丙的監護人,王甲可以作為原告向李乙追索孩子的撫養費。法院還可以自行作出裁定保全或訴訟中止的決定。受理上訴的法院可以不受當事人上訴范圍的限制等等。綜上,在程序適用方面遵循的是職權進行主義,運用職權探知主義探尋案件事實,最大限度地還原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客觀事實。

    2.設置調解前置規則。家事審判中的調解前置又稱之“強制調解”,是指當事人就家事糾紛起訴到法院,法院應當先按照調解方式解決,只有在當事人明確拒絕調解或者調解不成才進入立案程序的一種制度設計。它所傳遞的理念是調解是法院依職權啟動,而非依據當事人意愿而啟動的。家事審判的強制調解規則是一種具有一定強制性、前置性的程序設計。美國、德國、 日本、澳大利亞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家事糾紛強制調解的發展歷程為我國家事審理中的強制調解程序設置提供了可復制的樣本。

    我國關于家事調解的規定主要散見于《婚姻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中?!痘橐龇ā返谌l規定 :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 如感情確以破裂,調解無效,應準許離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四條規定 : “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開庭審理時應當先行調解:( 一) 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 院民事調解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條也規定 : “對于可能通過調解解決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應當調解。”從面有立法、司法解釋的規定來看,調解原則似乎也是貫穿于家事案件糾紛解決過程之中的。但是司法實踐中由于離婚等家事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法官辦案壓力過大,不可能在每一起案件中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組織當事人調解,調解工作也是“走過場”。我國并沒有針對離婚等家事案件的特殊性而全面推行強制調解或者調解前置程序的統一操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考慮到家事案件審理的特殊性,對家事糾紛調解前置程序進行了統一規范。但實踐中運用得太少,而且并非是法律規定,權威性、適用性都不夠強大。所以筆者認為,正在開展的家事審判方式改革中應當全面推行家庭糾紛強制調解規則,依托社會力量,利用訴前委派調解、訴中委托調解等多種方式提前化解家庭矛盾糾紛,這樣會大大提高法院離婚等家事案件的審判效率,促進家庭糾紛的全面解決。

    3.確立以保護未成年子女權益為核心的全面解決主義原則。離婚等家事糾紛中,未成年子女權益問題成為了不可回避的話題,世界各國對家事糾紛解決過程中均秉承以子女最佳利益為核心的全面解決主義原則。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歐美各國處理兒童事務的最高指導標準。。以德國為例。德國立法者對家庭法多次重大修改,以實現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彰顯子女權利本位。并且在家事訴訟程序中,建立子女利益保護人制度,確保在離婚訴訟、監護權訴訟、探望權訴訟、親子關系訴訟等程序中實現子女利益的最大化。我國在近年來的家事案件審判方式改革試點中,在審理涉及未成年子女撫養的離婚等案件中也體現了最大限度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比如一些試點法院建立觀察室,組織專業人員引入心理疏導和測評機制,對撫養權歸 屬問題綜合作出裁判,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利益。如果確立了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子女合法權益原則,那么前述案例二中未辦理收養關系的非婚生子女撫養問題在離婚案件中一定能妥善得到解決,也不至于讓法官左右為難。

    全面解決主義是指關于離婚等家事的糾紛,一旦發生訴訟,應盡可能全面加以解決,避免每一紛爭對象及當事人重復爭訟,影響家庭和諧、親子健全生活以及社會秩序穩定。家事爭議不僅涉及到婚姻關系,而且還牽扯到親子、監護、收養、撫養等,若由不同法官適用不同程序審理,既耗費資源,又易引發判決之間的不一致甚至矛盾,即便當事人的訴求沒有提及,法院在審理時應一并予以解決,前述案例三當事人訴訟請求為離婚,但在離婚中對雙方共同所有的房屋應依職權全面解決。在家事案件審判程序中確立全面解決主義才顯得尤為重要。

    4.確立不公開審理原則。離婚等家事案件大都會涉及個人的情感、隱私,而按照中國人有“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觀念,如果把家事糾紛所有環節置于大庭廣眾之下非常不利于矛盾的解決,也會降低調解解決糾紛的希望。譬如,在離婚案件中可能出現的“第三者”、婚外性行為問題,親子案件中可能涉及的非婚生未成年人的保護問題,都不適合公開審判。不宜運用公權力過度干預當事人的隱私,使案件當事人的尊嚴遭到蔑視和踐踏。普通民事案件以公開審理為原則,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司法腐敗、損害當事人乃至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更好的實現對審判過程的社會監督。而家事審判程序是以當事人的非常隱秘私生活作為審理對象。如果對此類案件進行公開審理,一些當事人很可能由于心理壓力而難以作出真實的陳述,使法官難以獲得案件的客觀真實。我國的現行立法已經在一些涉及身份的案件中規定了不公開審理原則。如《民事訴訟法》中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排除在公開審理的范圍外。實踐中,許多涉及隱私的案件都是離婚等家事訴訟案件,對于離婚案件,法律也規定可以由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通常情況下,如果當事人向法院提出不公開審理的請求,一般都會被采納??梢?,在家事審判程序中實行不公開審理的原則在我國已經具備一定的立法和實踐的基礎。

    ㈢設立符合現實的專業審判機構

    世界上其他國家設立了獨立的家事法院,如日本。但根據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家事法院,從體制上、財力上和人力資源上都很難實現。因此,筆者認為,近期我國可以先在各地的普通法院中設立家事法庭,這樣不但不會消耗更多的公共資源,在人員配備上也可在法院體系內部優化組合,這一做法比較符合我國目前的現實狀況。

    1.設置家事法庭。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各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必須依據每個地區具體的情勢,選取一些家事審判案件處理的較好的典型法院,作為試點率先組建起獨立的家事法庭。在暫時還不具備成立家事法庭的地區,可以從基層法院中選拔出在家事案件審判方面基礎較好的法官,由他們組建相對專業化的家事案件合議庭,逐步過渡到成立家事法庭。在家事案件數量不多,或者暫時還無條件成立家事案件合議庭的地方,則需要指定專門人員審理家事案件,有意識地培養家事案件方面的專業人才,為以后組建家事法庭打好人才基礎。家事法庭的管轄范圍主要受理民事案件范圍內的家事案件,家事案件中的刑事部分和少年案件不在家事法庭的管轄范圍內。當然,家事案件的范圍的界定,可以根據家事法庭的具體運行情況、案件審理效果等不斷地修正和完善。

    2.配備家事法官及其他專業人員。家事法庭中的家事法官及其他專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職業操守很大程度決定著家事法庭辦案質量與辦案效率。家事法庭的審判中心力量當然是職業的法官。但是,家事案件的特殊性為家事法庭的法官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法官僅僅具有一般法律理論上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家事法官還需要具備豐富的人生閱歷,比較擅于與人溝通與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還要具備心理學、社會學上的知識。

    家事法庭中可以引進非職業法官,這種做法來源于日本。這種制度可以體現家事法庭的親民性,實現公民參與司法審判,也可以打破職業法官在有些方面的職業偏見,使裁判結果更加客觀、公正和具有人性化。我國可以在家事審判中設置家事調解員。調解員由家事法庭在基層選拔,并指定他們參與特定案件的審理,向法官提出自己對案件的看法,可以委托他們對家事案件進行調解,所達成的協議符合法律規定,由家事法官予以確認。這一做法既契合了我國司法民主與司法公開機制,也為家事法庭的法官減輕負擔,具有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 

    五、結  語

    近年來,離婚等家事審判程序是民事訴訟程序中的一項重要程序越來越被理論界和實務界所重視,各級法院也在不斷探索家事審判的新機制。我國現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釋中雖然有關于家事審判程序的特別規定,但是不夠全面和系統,司法實踐中操作不靈,尤其是用普通民事審判程序處理家事案件的不平衡性和矛盾日益顯現,都體現了我國建立獨立的家事審判程序的必要性。當然,由于離婚等家事事件具有多樣性,亦兼有訟爭性與非訟性的特點,至于什么類型的案件應當遵循訴訟程序進行,什么類型的案件應當按照非訟程序進行,無論是立法上、還是司法上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更為困難的是,如何在程序設計上滿足各類家事事件的不同需求,而采取適當的程序法理進行家事案件的審理。如果寄希望于一個完全一致的程序規則適用于所有家事事件,從各國法制發展經驗來看,顯然無法成功。如何在家事審判中探索更符合司法實踐、更富人文關懷和更具有操作性的解決程序始終是我們應該加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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